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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杰（1889—1949）民国时期著名军学泰斗，他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每一个想成为高级军官的必备读物。1949年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暗杀。

　　沈醉

　　这是1949年8月初，我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特派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后两次发给我亲译密电，命令我立即暗杀在昆明的杨杰先生、陈复光教授以及云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安恩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保安旅旅长龙泽汇五人。目的是蒋介石要排除异己，竭尽全力保住云南这一反共基地，以便与国外帝国主义勾结，“收复”已解放的地区。

　　我当时住在昆明三节桥靖国新村，杨杰先生则住在我家斜对面。他几乎每天都要从我家大门前的一个大草坪走过，去云南“沱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打牌，有时他常常在外面应酬到深夜才回来。我除在严燮成家常和他见面外，在其他的许多应酬场合中也常见着他，彼此很熟悉。杨先生每次从我家门前草坪走过时，见到我的小孩，总要逗他们玩玩，孩子们都喜欢他，叫他“杨伯伯”。

　　那时我要派特务暗杀杨先生确实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我没有执行。一是因为毛人凤命令我暗杀五个人，我如果光杀杨杰，其他的人就会提高警惕，以后不易下手；二是当时我全家老小都在昆明，发生了暗杀事件，卢汉定会猜到是我，我即使能逃脱，但家人会受牵累；三是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杀几个人也不一定能保住云南。所以我虽作了种种布置，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毛人凤

　　不久，毛人凤又发给我一份亲译密电，内容大致是说，奉蒋介石面谕：杨杰正在大肆活动，替民革拉拢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务必先将此人除去，以免后患；限我三天内务必执行，否则按团体（即军统组织）纪律严惩。

　　我接到此电令后，考虑再三。我估计：光是杀掉杨杰，卢汉也许不会马上对我怎样；因为卢汉与杨杰虽有交情，但他不是民革成员，对杨杰搞民革活动并不支持；只要不同时暗杀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不会为杨杰而与我闹翻的。为了防止万一，我还是准备在暗杀杨杰后，把家眷先送往重庆，我自己携带家中的电台一同迁往北校场廿六军军部。我若不杀杨杰，毛人凤在蒋介石面前无法交代，非处分我不可，所以我便下决心要把杨杰干掉。

　　杨杰

　　当天下午，我召集几个专搞暗杀的特务到我家楼上一间小会客室秘密商议，并指示他们于当天晚上将杨杰杀掉。第一个方案是：在杨杰晚上回家经过我家对面大草坪时，在那里动手，用无声手枪可以靠近他，朝头部射击。因为草坪中间路灯照不到，先等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杨杰从亮处走过来。他身体相当胖，走得很慢，特务们都认识他，不会弄错。只要击中了就无法抢救，因为弹头内填进了毒药。第二个方案是：他若当天晚上不出去，便到他家中去狙击；他家的情况我们很清楚，只有一个副官，一个司机和一个厨师，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孩。不论是敲门或越墙进入，都可以从容进行对杨杰狙击，附近的邻居都是高墙独院，谁也不会来管。

　　布置完毕，几个特务刚向我行礼下了楼，小会客室通往阳台的门突然一下被推开；我抬头一看，只见我母亲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把手中的一本书用力往书桌上一甩。我原以为楼上没有人，没想到母亲正坐在外面阳台上看书，我们的话她都听到了。见母亲满面怒容，我连忙跪在她面前，想向她解释，她咬牙切齿地用手指狠狠在我头上戳了一下，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责骂着：“我多年来一直教育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今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还要杀人，你还像个人吗？我问你：你把杨先生杀了，明天你的儿女们问你，‘谁把杨伯伯杀了？’你将怎么回答？如果他们知道是你杀的，他们对你这个随便杀害好人的爸爸会怎么看？我这个作母亲的又怎么见人？这些后果你都不想，只想自己做官，不想作人！我不要你这个儿子，我马上到台湾你哥哥姐姐那里去！”

　　听了母亲的这番话，我只好答应她：宁可受处分，也不杀杨杰，请她老人家息怒。于是我只好把那几个作准备的特务叫回来，说情况有变化，宣布刚才的布置暂不执行，等以后再说。我母亲怕我另搞一套，天天注意杨杰是不是还在。于是暗杀杨杰的事就这样拖下来了。

　　不久毛人凤命我将全家送往香港，准备以后更好地采取行动。9月6日，卢汉先生去重庆见蒋介石，我准备只要卢汉在重庆被扣，我便与廿六军一同发动，进占昆明，把杨杰和卢汉的亲信全部逮捕，把几个保安团全部缴械。当我于9月8日接到重庆毛人凤给我的急电，说卢汉已同意在昆明来一次大逮捕，我便召集在昆明的十来个特务头目开会，将我们可以掌握的近千名特务和武装部队人员组织起来做好大逮捕的一切准备工作。监视杨杰先生的几个特务也做好准备，只要一声令下，就可把杨先生逮捕起来。

　　9月9日卢汉的专机刚一到昆明，毛人凤便命令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带领大批特务跟着飞到昆明。徐远举下机后，便到我家告诉我：毛人凤当面指示他到昆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杨杰。不料徐远举派去逮捕杨杰的特务却扑了个空，只抓到了杨先生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接着又抓到了去杨家的一位教授。徐远举把教授带到我家楼上会客室中，让他听我家楼下被改成刑讯室的房间传来那位同志受刑时的惨叫。很快就从他们两人口中得知：杨先生已于当天上午飞往香港，也正是徐远举下飞机时，杨先生乘坐的飞机正好起飞。机票是由朱健飞用化名代买的，并由朱健飞用汽车到杨家去接的，杨先生躲在汽车后座下面，所以没被监视的特务发觉。

　　蒋介石得知杨杰逃走的消息，大为震怒，又派毛人凤带着周养浩等赶往昆明。毛人凤到我家对我大发脾气，责怪我没早日暗杀杨杰。事后，我们从在杨先生家里抄到的日记、信件中找出了杨杰在港的关系后，毛人凤便急电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率特务韩世昌等四人赶到香港。

　　一天早上，我从当天报纸上看到杨杰先生在香港被暗杀的消息，便拿着报纸匆匆去找毛人凤。当我把报纸给他看时，他也从文件中抽出一份台湾发来的加急电给我看。那封电报是叶翔之打给他的，说刺杀杨已完成任务，全部特务已安全返回。事后，我才知道，叶翔之等人事先伪造了一封李宗理（一说是贺耀祖）的介绍信，让特务拿到香港轩尼诗道260号四楼杨先生的友人家中，见到杨先生，把信交给他。在他正低头看信之际，特务便用手枪向他头部连开两枪，将他击毙。事后，特务就逃之夭夭了。因叶翔之等人刺杀杨杰“有功”，保密局还发给了他们一笔奖金。

　　这就是杨杰先生被暗杀的全部经过。

　　沈醉口述 沈美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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